抑郁症的成因剖析
一、抑郁症的生理成因
抑郁症的产生与多种生理因素相关。首先是大脑的器质性病变，例如脑外伤或脑疾病可能会引发抑郁症。当大脑发生生物学方面的病变时，如张国荣就被认为大脑出现了这类病变，导致抑郁情绪难以控制，最终走向自杀。
从神经生化的角度来看，人体内一些神经递质的失衡对抑郁症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多巴胺（DA）和血清素（5 - HT），它们与快乐感受息息相关。缺乏多巴胺会使人缺乏动力并且感受不到快乐，血清素不足则会导致某些类型的抑郁、焦虑和好斗情绪。并且，它们之间相互依赖，一种神经递质失衡会增加另一种失衡的机会，形成一种循环疾病模式。
大脑的结构变化也是抑郁症的生理成因之一。通过脑成像技术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方面会发生改变。例如，抑郁症病人大脑的海马体体积比没有抑郁症的人明显更小，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和认知功能的核心区域，也涉及情绪功能，该区域的萎缩通常对应着记忆力衰退、认知能力下降和抑郁情绪状态。如果抑郁症得不到及时治疗，持续时间越久，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就可能越小；而若得到及时治疗，海马体的体积会有所恢复。另外，功能磁共振研究发现抑郁症相关的大脑网络活动异常，大脑在执行任务时是不同脑区以网络形式协同合作的，而抑郁症患者在这方面存在异常。
在基因层面，抑郁症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如130多万人）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分析发现了243个风险位点，表明抑郁症是高度多基因的疾病。例如，对丹麦出生人口的相关队列研究，经过与其他研究数据的整合分析，发现了多个与抑郁症相关的位点，像NEGR1、SORCS3和HIST1组蛋白簇附近的位点等，还发现GABRA1位点提示GABA受体在抑郁症病因中可能起作用。而且，通过遗传相关性和遗传性分析发现抑郁症与多个表型显著相关，包括其他精神障碍、ADHD、ASD、BP、SZ、ANX、酒精依赖和大麻使用障碍等。针对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的遗传率约为30% - 40%，剩下60% - 70%的影响取决于遗传之外的因素，如特定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等。
二、心理因素与抑郁症的关系
心理因素在抑郁症的发病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过高的理想化自我是一种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心理因素。这类人对自己期望过高，设定的目标难以在现实中达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会带来巨大的挫败感。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挫败状态下的人，往往会陷入抑郁状态。例如一些对自己要求完美，在学业、事业上给自己设定遥不可及目标的人，一旦无法实现目标，就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和抑郁情绪中。对于这种因过高理想化自我而抑郁的人，可以采用认知行为疗法修正过高的自我期望，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从而减少挫败感，缓解抑郁症状。
愤怒转向自身也是引发抑郁症的心理因素之一，这在儿童青少年中较为常见。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有愤怒情绪，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向父母表达时，这种愤怒情绪会被压抑到意识之外，进而转变为对自己的攻击。一个总是自我攻击的人很难拥有愉悦的心情，长此以往就可能发展成抑郁症。要改善这种由自我攻击产生的抑郁，关键是要让被压抑到意识之外的愤怒重新回到意识中，并指向父母，但这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因为这种攻击是潜意识层面的，当事人往往不会轻易承认自己对父母的愤怒。
脆弱的自尊同样会引发抑郁症。脆弱的自尊会使人产生大量的无助感、绝望感和负性情绪，而无助感和绝望感是抑郁发作的主要表现。对于因脆弱自尊引起的抑郁，需要先修补低自尊的状态，通过不断的鼓励、认可和支持，逐渐提升自尊水平，当自尊得到修补后，无助感、绝望感和负性情绪自然也会相应降低。
内摄性抑郁也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当孩子有严厉、挑剔的父母时，孩子会将这种父母形象内化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成年后，即便外在的父母已经不在身边，内心世界的那个“挑剔父母”依然会继续对自己进行挑剔。一旦自己无法满足这个内在的“挑剔父母”的要求，就可能陷入抑郁。改善内摄性抑郁需要用新的人际关系去替换旧的关系模式，给予个体没有指责和挑剔的关系，让这种健康的关系逐渐深入内心，替代旧的关系模式，从而真正改善内摄性抑郁并且降低复发的可能性。
另外，从心理防御机制角度来看，弗洛伊德认为抑郁是丧失所爱之人后的悲伤情绪无法表达而转化成的。后来学者进一步拓展，认为只要是与丧失有关的情形都可能引发抑郁，丧失的客体不仅可以是有形的人，也可以是无形的事物，如愿望、理想、青春等。对于这种由丧失引起的抑郁，可以通过哀悼的方式处理，将抑郁转化为悲伤，从而减轻或消除抑郁，但难点在于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清楚自己丧失了什么，也就无法启动哀悼仪式。
三、社会环境对抑郁症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抑郁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环境中的压力源是引发抑郁症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在工作场所面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长期的职业竞争、职场霸凌等情况；在学校里，学业压力过大、同学之间的欺凌等也可能使个体产生抑郁倾向。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充满压力的社会环境中，又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就很容易陷入抑郁状态。
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对抑郁症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负面的推动作用。如果个体在家庭、朋友、社区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情感支持、理解和关心，当遇到困难或心理困扰时，就容易感到孤独无助，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比如一些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缺乏社区关怀，他们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相对较高。相反，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因素。根据抑郁的社会认同模型，社会认同能够提供意义、影响力、支持和归属感这四种有效的心理资源，只要个体认同某个群体就会带来内群体的支持和归属感，对抑郁有积极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也影响着抑郁症的发生。不同文化背景下抑郁症的发病率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例如，在一些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当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遭遇挫折时，可能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而在一些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观念较强，个体可能会因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和期望而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期压抑也可能导致抑郁症。并且，不同文化对抑郁症的认知和理解不同，一些文化中对抑郁症存在误解和污名化现象，这会使得抑郁症患者不愿意寻求帮助，从而加重病情。
社会环境的稳定性也与抑郁症相关。例如，经历重大社会变革、战争、自然灾害或者经济危机等不稳定因素时，人们面临失业、贫困、流离失所等风险，这些情况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抑郁症的发病几率。像COVID - 19大流行期间，社会不利因素激增，如社会隔离、丧亲、疾病、不确定性、贫困和卫生保健可及性差等，对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升高。
四、遗传因素和抑郁症的关联
遗传因素在抑郁症的发病中占有一定比例。研究表明，抑郁症具有遗传倾向，家族史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如果父母正在患抑郁症或者过去患过抑郁症，那么孩子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对家族抑郁症发病率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通过对双胞胎的研究也发现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双胞胎由于基因几乎相同，如果一方患抑郁症，另一方也有较高的患病概率，双方同时患抑郁症的概率在50% - 70%之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单纯的遗传因素就会直接导致抑郁症，而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加上其他因素（如环境压力等）的共同作用才可能引发抑郁症。
养子的研究也提供了证据，即便孩子由没有抑郁症的抚养者抚养，但如果其亲生父母或亲人中有患抑郁症的人，孩子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这进一步说明了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中的潜在影响。
现代遗传学研究不断深入，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识别出众多抑郁症的风险位点，发现抑郁症是高度多基因的复杂疾病。这些基因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的调节、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等生理过程，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例如，某些基因可能影响血清素的传递，血清素水平的变化与抑郁症密切相关。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的致病基因，但已经确定抑郁症的发病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遗传信息在临床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仍面临挑战。
五、生理变化导致抑郁症的原理
从大脑结构和功能变化方面来看，如前文所述，抑郁症患者大脑中的海马体体积减小，海马体与记忆、认知和情绪功能相关，其体积减小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认知能力下降以及抑郁情绪的产生。前额叶皮层（PFC）在抑郁症患者中也会出现体积和细胞数量的减少，PFC与许多高级认知功能相关，它的这种变化会影响情感认知过程。例如，在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前扣带皮层（ACC，PFC的一部分）体积会出现明显异常，且由于ACC体积只在有家族史的精神疾病患者体内减少，暗示了其体积变化与基因存在关联。杏仁核在抑郁症患者中也有异常表现，杏仁核作为大脑中的“危险警报按钮”，对情绪识别和反应起着重要作用，其异常可能导致情绪调节失衡，进而引发抑郁症。
在神经递质层面，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失衡会导致抑郁症。血清素不足时，会引起某些类型的抑郁、焦虑和好斗情绪，这是因为血清素在调节情绪、睡眠、食欲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当血清素水平下降时，大脑中的神经信号传递受到影响，从而干扰了正常的情绪调节机制。多巴胺缺乏会造成动力缺乏并且让人感受不到快乐，这是因为多巴胺与奖励机制和动机相关，多巴胺水平降低会影响个体对积极事物的追求和体验，使个体陷入消极情绪状态，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
从神经内分泌角度来看，人体的激素水平变化也可能与抑郁症有关。例如，甲状腺激素异常可能影响新陈代谢和神经系统功能，进而与抑郁症的发生存在关联。另外，在女性的生理期、孕期、产后以及更年期等特殊生理阶段，激素水平波动较大，这些时期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相对较高，这可能与雌激素、孕激素等激素的变化影响神经递质的功能以及大脑的情绪调节区域有关。
从神经再生的角度看，海马体是成年后大脑中少数仍有神经再生的区域，抑郁症患者海马体体积减小可能与神经再生受阻有关。神经再生的减少可能影响大脑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使大脑难以应对压力和情绪调节，从而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同时，不良生活事件会改变不同脑细胞（包括神经元、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这也可能通过影响神经再生等生理过程，间接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