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名称源于汉朝及相关历史发展
一、汉族名称的由来
汉族名称中的“汉”字有着深远的根源。“汉”字最初与一条河流相关，这条河就是汉水，也称汉江，它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流经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后进入湖北，在武汉注入长江。
两千多年前，刘邦被封在汉水上游地区为汉王，他以汉中为根据地与项羽争夺天下，即楚汉相争。刘邦获胜后，便以自己的发迹之地命名新建立的王朝为汉朝。汉朝统治时间近四百年，在这期间，形成了诸多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传统，如孔子学说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礼乐教化成为统治重要手段、文官制度完成初期建构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也深入人心。在汉朝时，与汉朝人作战的匈奴人开始称汉军士兵为“汉子”，后来契丹人、蒙古人以及边疆地区其他一些民族沿用这种称呼，往往称中原民族为“汉人”，这便是现代“汉族”称谓的由来。可以说，“汉族”这个名称来源于河流（汉水）与朝代（汉朝），也源于各兄弟民族间的交往。
二、汉族称谓的起源和发展
早期萌芽
在先秦时期，汉族的实体已存在，但当时还没有“汉族”这个名称。当时的华夏族群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华夏族群逐渐发展壮大，不断与其他部落融合。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在先秦时期人们多以地域、部落或氏来划分群体，尚未形成统一的族名。
随着秦汉的长期政治统一与文化整合，汉族逐渐成长定型。汉朝建立后，“汉”开始与族群联系起来。《汉书》《后汉书》中出现了“汉人”用例，也有将“汉”与匈奴等周边民族对举的情况，这是“汉”作为族称的早期表现。不过，当时“汉人”这一称呼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中国人”的族称。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
南北朝到唐代的发展
北魏初年，出于否定“晋人”的需要，将较早置于统治下的“中州”人称作“汉人”，但在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
到了唐代，因西域诸国在汉代以后长期将内地称为“汉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称唐民为“汉”，称周边各族为“蕃”。随着唐朝边疆的拓展，“蕃汉”使用日广，高、武时期以后，汉族族称逐渐定型。
后续影响与多元称呼
虽然“汉族”成为正式族称，但在历史上，华人还被称为“唐人”等，如国外的“唐人街”。这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力，不过“汉族”始终是最主要的族称，贯穿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
三、古代汉族名称的形成因素
地域与河流因素
汉水流域是汉族名称形成的重要地域基础。汉水周边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古代人类聚居和发展的重要区域。汉中地区土地富庶且易守难攻，刘邦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势力。这里的人们依托汉水进行农业生产、交通往来等活动，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地域文化在汉朝建立后随着政治影响力的扩大而传播，成为汉族名称的一个潜在基础。
从文化意义上讲，古人对河流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认知。汉水在古代文化中可能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与银河（古人也将银河称为“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文化联想，这种文化联想也为“汉”字与民族名称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文化心理上的铺垫。
政治因素
汉朝的建立和统治具有决定性意义。汉朝是继秦之后的又一个统一国家，在政治上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统治，其政治影响力不仅覆盖中原地区，还延伸到边疆地区。汉朝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使得汉朝境内的人民在政治认同上逐渐趋同，这种政治认同感为“汉”成为一个族群名称奠定了基础。
汉朝的对外交往和军事活动也对汉族名称的形成有影响。汉朝与匈奴等边疆民族长期进行军事对抗和外交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汉朝士兵被称为“汉子”，这一称呼逐渐扩展到对汉朝百姓的称呼，体现了政治实体（汉朝）与族群名称（汉人 - 汉族）之间的联系。
文化因素
汉朝时期形成的文化体系影响深远。儒家思想在汉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这种思想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规范等各个方面。同时，汉朝的文学、艺术、科技等文化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例如，汉朝的诗歌、史书等文化作品中对汉朝的描述和赞美，增强了人们对汉朝这个国家以及所属群体的认同感，为“汉”成为民族名称提供了文化内涵上的支持。
四、汉族被称为汉族的历史背景
汉朝的历史地位
汉朝在政治上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秦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统治时间较短，且秦朝的前身只是一个诸侯国，难以让其他诸侯国的人心悦诚服。而汉朝统治近四百年，在其统治下，天下大同的观念深入人心。汉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经济方面，汉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发展。例如，农业上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兴修；手工业方面丝绸、陶瓷等技艺不断提高；商业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等，这些都使得汉朝在当时世界上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增强了汉朝百姓对自身国家和群体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在文化领域，汉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确立，史书的编撰（如《史记》《汉书》等）、文学作品的繁荣（汉赋等）、科技的进步（造纸术等发明）都反映了汉朝文化的辉煌成就。这种丰富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为“汉”成为民族名称提供了坚实的背景。
民族融合与对外交往
在汉朝统治区域内，存在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和族群，在汉朝长期的统治过程中，这些部落和族群不断融合，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庞大群体。这种民族融合过程使得原本分散的群体在文化、习俗、政治认同等方面逐渐趋同，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民族实体基础。
汉朝对外交往频繁。与匈奴的长期对抗与交流，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如张骞出使西域等），使汉朝的影响力扩展到边疆地区乃至国外。在对外交往中，汉朝以一个统一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出现，周边民族对汉朝及其百姓有了特定的认知，“汉人”这一称呼也随之传播开来。
五、关于汉族名称的研究成果
早期学者的观点
吕思勉先生认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吕振羽先生称“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这些早期学者的观点都指出了汉朝与汉族名称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主要基于汉朝建立后“汉”字开始与族群联系起来的史实，如《汉书》《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
近现代研究
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这一观点强调了汉族实体在汉代之前的存在，提示我们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进程去研究汉族名称的形成。林惠祥先生也指出“汉族之名肇自汉代，非初起之名”，进一步肯定了汉朝在汉族名称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但也表明要追溯其更早期的发展脉络。
何德章教授的研究重新审视了汉族族称定型于汉代或南北朝两种的现有学术结论。他认为汉代与周边民族对举时出现的“汉人”，因蕴含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中国人”的族称。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他通过详细考订语例得出在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至唐代，因应西域诸国在汉代以后长期将内地称为“汉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称唐民为“汉”，称周边各族为“蕃”。随着唐朝边疆的拓展，“蕃汉”使用日广，高、武时期以后，汉族族称定型。
还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族名称进行研究，如从人类学、民族学等角度探讨汉族名称与汉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渐呈发展之势，西方学者也因中国大陆的开放而对中国汉族乡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85年，徐杰舜关于汉民族研究的论文集《汉民族历史与文化新探》出版；1987年6月，全国首次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汉民族研究的发展；1989年3月和1992年11月，在广东汕头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1994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中国汉民族研究会，这些都反映了学术界对汉族研究的重视和深入探索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