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
直到宋朝，为了更好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地方的统治，一种叫“团”的新的基层组织应运而生。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宋朝统治者继承了中国古代对民间基层的治理结构，在县以下广泛设置了诸如乡、里、管、社、都、保这样的基层组织，宣发朝廷旨意，落实赋役政策，维系基层治安，辅助进行教化。但是，宋朝较之前代，在基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创设，就是广泛设立“团”这一组织。团在唐代以前并不存在，在五代时始萌发，至宋代获得大发展，但元明以后又不再复兴。
关于宋朝团的记载，散见于宋朝史料中。其最早出现于北宋元丰三年颁行的《团教法》规定：。
“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 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
在此之后，团在宋朝各地被广泛设立，团的负责人被称为“团长”、“团首”或“隅总”我们可以发现，团的设立是以军事目的为核心的，其是北宋地方军事建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团的级别，史料阐释各不相同。有的将团与“保”、“里”这些传统的民间基层组织并列同一级，也有的将团与“里”、“乡”并列，不一而足。设置团这样的地方组织，是基于宋朝自身的实际需要，但同时也有源自五代时期的一些历史做法。
“湖北诸郡”中，“每十户为一甲，五甲为团，甲皆有长，择邑豪为总首。农隙教武艺，食从官司给团。”
这说明，湖北的团主要是依据甲组织建立的，实行“兵农合一”的制度，相关人员农时从事农业，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维系基层武装力量，是一种准军事组织。
首先，“掩捕群贼”因为团的设立本就有军事意义，虽然后来其武备废弛，但最起码的武力能力还是有所保留的。在民间基层，这成为维系地方治安的宝贵力量。因此，宋代各地的团一般都具有维护乡里，打击盗贼的作用。必要时，也是可以进行武装自卫。如史料所言：。
“随方隅为团，团有首领，凡遇警则合诸团以把截界分。”
军事效能的保留和武力的维持，是宋朝团区别于其他纯粹的民政自治组织的最大区别。
最后，具有一定的行政区划性质。南宋以后，尤其是进入南宋中后期，团与其他地方基层自治组织已无太大区别。在南宋各地，很多团已经成为县级以下的准行政单位。例如，汀州，“一团即为一乡”根据记载，南宋的上杭县：。
“其下设乡团十一：分别是平原团、平元里、安丰里 、来苏里、古田里、鳖沙里、来苏团 、胜运乡、兴化乡、太平乡、金丰乡。”
由此可见，在上杭县，“团”完全变成了与乡、里同级别的基层行政单位，原本的军事名称“团”，已经彻底蜕变为民事治理组织了。当然，这种情况在宋代并非孤例，团性质的转变，也是宋代军事机关转变为行政单位通例的又一体现。
宋朝灭亡之后，“团”这一民间基层建置并未被系统保留下来，除了个别例外，作为基层组织的团逐渐消没于历史长河中了。但是，团在有宋一代的显扬，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历史，能够给今人的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宋朝军事的不振一直为世人所抨击。但是，宋朝当局并非对此没有认知，也绝非毫无举措。事实上，宋朝的历次政治革新，军事建设都是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的一种努力。只是因为宋朝治理策略的宗旨与军事活动的规律有着结构性的矛盾，这些努力与改革都不太成功而已。“团”的设立本身也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作为军事力量的团，其是为了对国家正规军进行补充而设立的。宋朝统治当局认为，京畿重地最为重要，以大军守备，但地方防务尽量交由地方自己组织，建立“兵农合一”制度为上佳。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团被建立起来。但是，就像宋朝很多军事变革一样，团的军事目的后来也没有发挥效用，其保留的最后的一点武力，只能应付打击“聚集徒党”之责，最终也没有转化成真正的军事战力。
团虽然没有在军事改革上发挥大作用，但其作为民政组织却一直保留到了宋朝灭亡。在宋代，县以下的基层组织非常丰富，而团也是其中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团的级别一直没有被确定化，因此，其与里、甲、乡、村、寨的关系在各地各有不同。
有的“团”在“里”、“甲”之上，有的就是“里”、“乡”同级单位。正是有这些多样的基层组织，才让宋朝的基层治理呈现出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局面。宋朝的民间力量因此也更有活力，这在宋朝的历史上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也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重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