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辽沈战役中，主席和林总就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这个问题上曾有过分歧，经过多次商讨最终统一了意见，成就了一段佳话。实际上，毛、林的分歧并非只在辽沈战役筹划期间，在平津战役中二人同样有不同意见，而且出现了两次。
东北全境解放后，下一个争夺的焦点就是华北。在这一区域内的蒋军，包括傅作义和阎锡山两个集团，总兵力近70万人，需要攻克的大城市有北平、天津、太原三个，那么究竟是先打阎后打傅，还是先打傅后打阎，就必须要尽早决出决断。
华北军区第1兵团对太原的进攻，自1948年10月初就开始了，不过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还要大得多，单靠1兵团无法取得胜利。为此，兵团首长徐向前、周士第建议总部抽调华北军区杨得志第2兵团参加太原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做出了先打阎后打傅的决策，初步打算将整个华北作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华北军区杨成武第3兵团在12月底前攻下归绥。第二步，华北军区杨得志第2兵团加入太原作战，于12月中旬前打下太原。第三步，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然后于12月上旬进关，攻击平津一线。
我军在太原战役中。
如果按照这样的计划来进行，那么平津战役的走向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没过几天时间，南线大决战在淮海战场打响，蒋氏和傅作义开始商量是守是撤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全局做重新考虑。
当下最要紧的是把傅作义滞留在平津地区，勿使其南逃，如果攻打归绥无疑会惊动傅。因此，主席立即命令杨成武暂停攻打归绥，立即转入休整。至于杨得志兵团，则原计划不变，继续加入太原作战。
远在东北的林总作为“旁观者”，这个时候比谁都看得清。他认为，攻打太原的战术计划和抑留傅作义的战略计划之间是矛盾的，阎和傅虽不是一个集团，但历史渊源很深，如果打下太原，恐怕比打下归绥更让傅作义感到惊恐。一旦傅作义南下中原或者西进绥远，东野入关后就会扑空。
为此，林、罗、刘联名向总部发报，阐明自己的主张——暂缓攻击太原，迅速包围张家口和保定，牵制住傅作义，使其既不能南下，也不能西进，也无法集中兵力守平津。至于太原，已经成为华北棋盘上的一颗死棋，等到打下平津之后我军无仗可打时，再来收拾也不迟。
林总在筹划作战行动。
这一主张的妙处，不仅在于点出了“死子不急吃”的关键，而且提出了“围而不打”的主张，这对主席之后对平津战役的宏观把控上影响很大。
主席基本认同林总的看法，他致电徐向前，用商量的口气征询推迟攻打太原的意见，主张等来年东野入关攻打平津后，再考虑打太原的问题。徐向前接受了这一主张，太原战役暂停，华北1兵团转入休整。
不过，主席不赞同林总提出的包围张家口和保定的意见，因为如果傅作义铁了心要撤走，那他可以抽调十几个师把张家口的守军接出来，一路撤到天津，然后海运撤走。至于保定，只有两个由保安队升级的师把守，围不围都对大局没什么影响。
东野高炮部队。
主席这时候最担心的问题，是单靠华北杨得志和杨成武两个兵团的力量，可以阻止傅作义向绥远撤退，却无法阻止其向海上撤退，因为兵力明显不足。但如果把正在围攻太原的徐向前1兵团调过来，那么被困的阎锡山又会跑出来，部队的情绪也会有影响。如此一来，主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林总的身上，迫切希望东野能够早日入关。
东野刚刚打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部队需要休息，粮弹需要补给，大量的俘虏还需要教育，入关的思想工作还要给官兵们做通，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个时候让东野立即入关，困难是相当大的。主席理解林总的处境，同样是用商量的口气给林发报，让他自己考虑是提早入关好，还是休整完了再入关好。当然，主席的意见还是希望东野早日入关为好。
东野坦克部队。
林总的一封电报主要是建议暂缓打太原，却没料到最终引出了东野早日入关这一问题。在这一重大时刻，林总站在全局的高度通盘考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率东野主力提早入关。
东野入关后，和华北军区部队紧密配合，很快截断了傅作义西撤和南逃的路线，这一局面的形成令主席非常满意。不过，接下来在如何封锁傅作义海上退路的问题上，毛、林之间再次产生分歧。
塘沽是傅军从渤海乘船逃离的唯一通道，因此主席早就给林总说过：“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等到杨得志兵团打下新保安，全歼35军之后，就等着东野打塘沽了。
林总一开始对打塘沽并无异议，决心集中2纵、7纵、9纵共10个师，由7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夺取塘沽。但是当邓华去塘沽调查地形后却发现，这个地方临河靠海，到处都是盐田，地形非常复杂，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又没法四面合围敌人，迅速夺取塘沽困难很大。
士气低落的蒋军部队。
假如塘沽之战不能速战速决，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平津的敌人跑出来，这正是林总所担心的。因此他建议暂缓攻击塘沽，集中力量先打从天津突围的敌人。主席同意了林的意见，指示等到海边封冻了再打，并说塘沽的敌人只有区区5个师，就算从海上逃走了也不要紧，而重点应放到严防平津之敌突围上。
这一时期，东野的部署还是立足于打塘沽，只是时间上可能要拖后一些。但是当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到塘沽地区实地调查后，林总就有了新的主张。
据刘亚楼估计，单纯打下塘沽肯定是有把握的，但几乎不可能全歼敌人，如果一定把塘沽当成主战场，不仅仗不好打，而且战果也不会大，属于吃力不讨好。鉴于这种情况，再根据平津地区傅作义的动向，林总果断决策：放弃原定的攻打塘沽计划，改为集中主力攻打天津。
林总主持东野作战会议。
11月29日11时，林总致电主席，在详细阐述了在塘沽地区作战的不利因素后，明确自己的意见：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主席当天复电，赞同林的建议：“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局，统帅与前方将领在战略战术上存在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如何最终形成正确的决策。在这个问题上，蒋军奉行的是几千年来通行的“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以至于诸多将领明明知道蒋的命令是错误的，也不得不执行。我军的优良传统向来是“先民主，后集中”，在充分讨论、各抒己见的基础上，选择出最优方案，从而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
回看解放战争，主席和林总之间，以及主席和粟裕之间，都曾有过不同意见，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但结果都是“谁有道理听谁的”，最终形成了早已被历史证明的正确决策。我军之所以战无不胜，决策的科学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