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和工作，到了做选择的时候。
只是，其实没那么多选择。谋生和谋爱，难道只能是相悖的吗？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该怎么和老郭开口提离职，成了我的一件难事。公司每个月都有项目总结会，各部门负责人都说说自己这个月都干了什么。年底最后一个总结会那天，老郭的女儿也来了，七岁，小学二年级，在公司里到处跑，活泼可爱，我们开会的时候她在玩电脑自学建模软件，老郭走出会议室看见小孩正用软件画线呢，他一把抱住孩子往办公室边走边说：“你可不能学坏啊。”
我跟在他俩后面笑嘻嘻地走进老郭办公室，老郭先是一愣，以为我要请假，我摇摇头，然后把离职报告递到他面前，他开始有点惊讶，然后皱了皱眉，跟着苦笑着点头。
他拿着报告，头也不抬地问我，想好了吗？我低头看了看桌面，然后点点头说，想好了。
老郭深呼吸一口气说，想好了就行，想好了不后悔，祝你前程似锦。
我走出办公室，在不远处回望办公室里的老郭，忽然很感慨。过去公司的领导们走马灯不停地更换，他们要么自己创业，要么身份转变，从设计师变成CEO，佳蓝图和朗简都像军校一样，不停地为这个行业输送人才，许多人来了，学到东西后离开。这些人走后好像都变成了同一个模样，戴黑框眼镜，穿三宅一生，到处演讲，开发布会拿着遥控器，把最常见的技术换一种方式告诉大伙，然后借着媒体，传播那些屡见不鲜的营销故事。
只有老郭，一个人躲在这个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做设计。他是高级的人类，是有能力没脾气、有情感没情绪的优秀物种，他永远都在那，像个和蔼的长辈。更多时候，他不像领导，更像是助手，他不会过分矫正，只会看着我好好走路，然后适当帮助。他知道创造是不能被教条化的，也没有绝对的正确与真理。
我没有老郭的天赋，无论性格还是头脑，我知道自己就不是个聪明人，天生的命格就是需要比别人付出几倍的努力，才能达到和别人一样的效果。所以只有折腾，才能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偷偷跟在老郭后面，他贴着墙根走，像个孩子一样用手敲打着墙面，我悄悄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有点激动地说，我想追赶你，想成为你，所以我才离开你。
虽然已经提了离职，但也要把手上的项目收尾，也算有始有终，再加上走流程的时间，算来算去，也要到春节前才能完事。赶上公司的年会，我也跟着参加了，不少离职的同事也回来了，老郭喝得微醺，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的一生，可能会换很多份职业，有些人运气好，可以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功德，能陪伴一生的实在太少了，父母儿女，功名利禄，这些都会离开，只有爱人和手艺，它们会一直伴你。新年伊始，无论离开的，还是留下的，我都希望你们能找到命中注定的人，还有命中注定的事。
说完老郭自己干了一杯白的。有些人生来强大，他们就该惊天动地地活着，但有些人生来沉默，他们只会做事，什么也不说，只是在路上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我看着晓帆眉开眼笑地在舞台上表演她们排练很久的节目，好像那些失去和告别从没有发生过，可是我总觉得她笑得也并没有过去那么开心。
香辣鸭脖被曝电商丑闻，在元旦前夕用侮辱性图片进行--擦边球营销，标题是：“叫鸭不犯法”自以为很高级，却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数字营销中心就彻底解散了，卓思斯心想，估计这回CEO在办公室痛哭绝对不是佯装的了。
人力想办法遣散莫名被裁的同事，卓思斯心里很复杂，突然的失业让她有点不知所措，但似乎又觉得庆幸和舒缓，像做了一个深呼吸，终于不用在这个公司左右为难了。
但她知道，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得先挽起头发，和人力战上几个回合，赢得更多的赔偿。她先逼迫自己笑了一下，即使没有对着镜子她也知道自己笑得很难看，然后她又让自己尝试着笑两声，比哭还难听。
在走去人力资源的办公室路上，她想，这份工作究竟给了她什么？是自我调整的效率么？她的情绪得不到一点时间的预算，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卓思斯拿到了两个月薪资的赔偿，但她只休息了两天，就开始到处投简历，每天都会下意识地看看手机邮箱，时不时刷新软件上简历的浏览量。
我不想她太焦虑，想让她看准机会再下手，而不是像没头苍蝇乱撞。或许我的用词不恰当，引起了卓思斯的强烈反感，我们还因此闹了别扭。
等气消了，卓思斯独自琢磨，为什么会生气呢？可能是因为被说中了吧，工作是自己唯一引以为傲的东西，她始终觉得自己可以不漂亮，可以不富有，但不能不努力。想要在这个城市沉淀下来，两个没有背景且得不到家庭助力的年轻人，几乎要拼尽全力，不能打盹儿，不能出一点差错，才能稍微看见一点希望。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卓思斯在站稳脚跟的这条路上，先停滞了。看着别人远去，拉开距离，像小时候一样被落下，她不能接受。尽管我觉得一切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我认为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会因为个把月的时间拉开什么差距。但卓思斯觉得我就要迎来工作上的新开始，我不能对她的焦虑感同身受。
又或者，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要确定自己有这些东西，才是值得被爱的，才会更心安理得，尽管对方并不一定在意。可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她确信我不在意这些呢？或者说，她相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这是她自己的人生，她对自己的人生有要求，她想越来越好，不一定是因为爱情，我不应该去阻止，就像她的新年愿望一样。
果然，没过多久，卓思斯的新年愿望就实现了，她收到了知名乙方公司IDWORKS的面试通知，经过了三轮面试，她拿到了Offer，只不过这个公司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我以为她只是拿这个公司练习面试，可她却真的动了心。
IDWORKS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大厂跳板。作为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大厂的外包，IDWORKS的人经常能接触到许多一线大公司的案子和人脉，有些项目负责人做着做着，就坐到甲方那一边，进了IDWORKS，相当于有一只脚迈进了大厂。
这种诱惑力太大了，毕竟大厂带来的不仅仅是薪资上的保障，更能丰富自己的简历，像一个阶级的台阶，诱惑着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想爬上去。
卓思斯和我谈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很意外，但是当我看见她手指交叉放到餐桌上坐到我对面，摆出像面试一般的姿势时，我就知道，她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她只是来通知我的。
我坐下来后彼此都沉默了很久，我脑海里争先恐后地冒出问题，这个公司值得这么冒险吗？深圳有没有同样类型的公司可以试试呢？这家公司或者北京这个城市到底适不适合你，要不要综合考量一下？
但这些问题我都没有问出口，最先冲出来的是：如果你去北京了，那我们怎么办？
卓思斯先吞了一下口水，说：“我想了很久，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当然我这么说，意思不是可以错过你或放弃你，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先试试异地，以后有可能找机会我跳回深圳，或者你跳去北京。”
“可这些都是说不准的，我只知道感情的不确定性会随着距离成正比。我不太相信距离不是问题，很多时候，你就是需要一个具体的人在身边，那些问题才能解决。”
“我知道，会有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面对和尝试去解决它。”
“为什么不能从根源上规避这个风险呢？”
“那如果你是我，你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你会放弃吗？”
所以我沉默了，我没资格告诉她我的心里话，因为我拥有的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工作，一个不上不下的机会，我当然可以说放弃就放弃，但这机会对于卓思斯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你去过北京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问，我也只能这样问。
“出差去过，秋天很美，和我熟悉的北方一样。”
“你当初为什么来深圳？”
“因为这里发出了面试邀请，有机会。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决定会想那么多吗？你为什么来深圳呢？你当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真的觉得深圳适合自己，所以才来的吗？”
卓思斯问得我哑口无言，我忽然想到了亮哥，想到了冯小宁，想到我们在卧铺上度过的充满未知与憧憬的夜晚，突然都变得那么遥远。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北京入职呢？”
“春节后吧，还没谈具体的日期。”
过年我也回了家，我们俩微信上不停地聊天，报告自己的行程、状态，没话也要找话说，好像拼命地在提醒自己也提醒对方，我们什么都没变，但其实我们知道，心底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总觉得2000年后的春节，总是差一口气儿，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人还是那些人，就是味道变淡了。老一辈儿的人说，是生活变好了，娱乐变多了。我觉得对，也不对，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但我们这一代人长大后，人们却不再相聚，四处奔波的我们和家乡亲友的关系不再绑定，往来变成寒暄，也就少了儿时聚在一起的气氛与热闹。
妈妈仍然是春节最忙碌的人，置办年货，指挥我和爸爸打扫卫生，念叨最近发生的事，叮嘱一些新年的忌讳。我没有告诉她我要换工作和恋爱的事，主要是怕她墨迹。这是我去深圳的第五年，我隐约觉得，她也有自己的纠结，想我在外打拼，这样有出息的几率大一点，但又担心我打拼不出来，错过了稳定的年龄，还不如早早回东北，占住一个坑位，老老实实地活下去。我觉得她在担心我，有时我又觉得她只是在怕什么，这种害怕里面不光是为了我。
回到深圳后打开租房的门，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此时的卓思斯也已经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我开着门，坐在沙发上，既想她顺利，又想她不那么顺利，深圳可以是接住她的退路。
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从未如此想要逃离。借着准备入职新公司的档期，我开始找新的房子，需求是离新公司越近越好。
房东拆迁后得了几套房，其中有一套是顶楼复式，拆成几个房间出租，楼上楼下一共五个卧室，我是最后一个入住的，房子有很大的客厅和餐厅，开放式阳台。一共住了六个年轻人，其中有一对情侣，后来又成了一对。虽然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却少有交流，都默契地不同时出现在客厅，即使同时出现了，也会彼此保持一到两米的距离。
妈妈听说我换了新公司，开始还问为什么换工作，但她好像又不是很在乎，或许她一直都觉得我这种打工的，任何工作都是临时的，她只关心报酬，然后就试探性地问我月薪多少。我说刚开始在这干，算上补助两万多吧。
妈妈叹了口气，偷偷给我讲了个秘密，她说她刚下岗那会，还偷偷去卖过刨冰，夏天的时候，去刨冰厂一毛钱一袋进货，到最热的地方卖，五毛钱一袋，背着一个塞满棉花的泡沫箱。
第一天她只卖了两块钱，回去的路上因为中暑倒在了路边，路人把她扶到树下，她拿出一袋刨冰打开喝下去，很甜，只是一毛钱。她在树下想，自己什么时候能有两万块钱呢？
之前去新公司和谢总谈工作的时候还没搬家，从桃园地铁站坐两站就能到高新园站，早高峰等到的第一班地铁我通常都挤不上去，一定要等第二班，才能努力挤上去。地铁门像夹娃娃一样慢慢关紧，乘客左右看看有没有夹住谁的书包，然后人群回弹，脸紧挨着铁门玻璃，给外面没挤上来的人做个鬼脸。地铁到深大站会下去很多人，有鹅厂的员工，也有其他在科技园上班的人，然后才是高新园，走出地铁口，就能看见新公司大楼了。
搬家后我步行上班，从大冲到高新园，只需要过一个深南大道即可。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路过车水马龙的深南大道，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感慨，好像自己在深圳的几年人生，都是这条街串起来的。
过了马路没多远，就看见一群人在排队买早餐，我看队伍虽然很长，但是每个人都买得很快，于是我也排进了队伍，那是一个卖油条豆浆和茶蛋的早餐点，就在TXL的对面。我要了标配的豆浆和油条，微信支付扫码的时候--别差，怎么都扫不出来支付页面。
早餐摊的老板大手一挥说，你走吧，明天再给我补上，不要耽误我做生意。我愣住了，诧异地看着老板，你不怕我赖账吗？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身后的目光，转身看看排队的人，识相地离开，老板确实不会在意这点皮毛，而且老板也知道，在这里上班的年轻人，很少会赖账。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起刚来深圳时，早上遇见的那个边吃米粉边赶路的人，然后是刚才面目模糊的早点摊老板，这里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什么是深圳速度。
新公司叫恒泰，主要做电子产品的主板业务，是全球这个行业的龙头。公司自己有一栋大楼，大企业的标配，整个公司算上工厂一共将近四千人，很多人虽然是同事，但一起工作了好几年互相都不认识，公司百分之八十是出口业务，主要市场在欧洲，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总想拿这些数据做点什么，所以对外总说自己的研发部门是单独的互联网公司，这样估值能高一点。
我们部门主要负责研发新的硬件产品，具体方向没有规定，要求产品好玩就行，尽量做出爆款，形成产品印象，收集用户数据。部门由谢总牵头，产品经理、项目和设计师一应俱全。我在部门的定位是产品经理同时兼任设计师，我觉得这种模糊的身份可以让我接触更多，学习更多。
和职业定位一样，部门也很随性，做什么都跟闹着玩似的。我们研发过一款打鼾枕，在你打鼾的时候通过震动调节，让人停止打鼾，说白了就是在你打呼噜的时候捅你一下，有没有效果都是很随机的。
一个小伙在网上看见了，觉得自己是刚需，他刚谈的女朋友说自己睡眠特别不好，如果未来男友打鼾特别严重，那她肯定要分手。
小伙当时撒谎说自己不打鼾，其实他鼾声如雷，所以一直不敢和女友睡。女友都着急了，几次提出去他家做客，都被他义正言辞地拒绝，太正经了，不禁让人怀疑他某方面是不是有问题。直到他看见了我们的产品，于是买了一台，自己做了测试，看见产品检测的睡眠质量和曲线，觉得产品还算靠得住。于是约了女友来睡，结果鼾声震天，女友第二天就和他分手了，小伙拿着产品来找我们哭诉：“还我女朋友。”哼哼唧唧眼镜都哭掉了。
年轻人找对象容易么，同事说买个--做补偿吧，谢总没说话，送人家走的时候90度大鞠躬，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日企。
开始我以为只是我们部门这么随便，后来发现很多部门都很随性。研发部换新办公室，行政通知给大家买了新椅子，销售总监领着我们把旧椅子全扔了，然后问行政新椅子去哪领。行政说还在路上，估计下周才到，于是我们站着工作了一周。
我做的产品如果大老板不点头，就做不下去。无论你创意多好，方向多准，你都得努力猜，或者努力编，硬往上撞，让驴唇尽量对准老板的马嘴，有同事私下开玩笑说，感觉自己拿的不是工资，而是片酬。
有时候大家前期调研、规划、产品雏形全都出来了，拿给大老板看，一句话就给否了，大家都很失落，大老板不在乎，还安慰我们慢慢想，不着急。
谢总回来开动员会，给大伙打气，结果所有人都心不在焉，谢总只好敲了敲桌子问大家：“在吗？”我第一次觉得我们真的是互联网公司，大伙终于回过神来，正了正坐姿。
谢总做了收尾发言后，想鼓舞一下士气，大声喊：“请大家给我些动力。”
我好死不死地在下面接了一句：“驾。”
会后谢总单独留我，希望我放下个人情绪。我说：“这么猜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就一定对吗？”
谢总说：“不是他一定对，而是无论对错，都是他为这个结果负责。”
那天我忽然有点理解，大老板总说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是什么意思。一时间的被说服让我沮丧，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从他的角度思考，到底应该做成什么样，还是只能靠蒙，因为一个人的想法随时都可能变，无论他是怎样的企业家，他也是普通人。
那天晚上我走到高新园地铁口的时候，看见公司的一个男同事在兼职练摊儿炒饭，他站在三轮车前，业务熟练，一看就已经干了一段时间。我认识他，但叫不上名字，买一份支持下吧，想寒暄，又怕他尴尬，只是默默看着他炒饭。眼看着快炒完了，城管来了，小伙子骑车打火，回头对我深情怒吼：“你一定要等我。”
那是韩剧般的诀别感，我在风中手足无措，只能挥动着刚扫完付款二维码的手机，深情回应着：你早点回来。
申一斯是茂名人，家里孩子多，父母顾不过来，很多事就得靠自己努力，他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自己推车出来炒饭，老婆孩子在东莞，自己留在深圳，他的岗位薪水不低，但他还是坚持有空就出来赚一点。
“结婚前，这点钱我是看不上，晚上到处玩，有孩子就不一样了，一块钱不嫌少，一万块也不算多。”小申一边炒饭一边和我说，其实他工作也很忙，出摊很少，他只是把这些当成解压的方式。
申一斯跟我讲，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你的生活行为习惯，会形成有迹可循的数据，而人工智能是手段，它的底层逻辑是数学，用公式推算出用户的规律和需求，给出合理的答案。
我问他人工智能可以干那么多事，会不会有一天把人也替代了。
申一丝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
“为什么？”
“因为有样东西人工智能永远学不会。”
“是什么？”
“在规则和慈悲之间去衡量。”
我想了一下：“那它要是有一天学会了呢？”
申一斯笑了：“那它就不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
一斯的微信名叫无名小生，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个很有想法和原则的人，勤恳老实做事，也很有底限。公司研发过一款智能手环，用于智能养老事业，通过判断老人的心率睡眠，进行健康监测和危险预警。时间久了根据长期积累的数据，给出一套适合用户个人的生活习惯建议。
这个项目人工智能方面是申一斯负责的，产品卖得还行，隔壁负责教育产业的老总，想把这个手环应用在学生身上，判断学生的健康状态、睡眠情况，然后推送给家长。
这件事遭到了申一斯的强烈反对，他觉得对老人的健康数据监测，是一种负责，但是对孩子的精神状态监测，是一种监视，孩子应该拥有独属于自己秘密的权力。他和隔壁部门的总监大吵了一架，拒绝执行，也坚决反对人工智能部门的人接这个案子，闹得公司很不愉快，他成了公司的不安因素，最后被劝退。
他整理东西下楼的那天，我想送送他，但他不让，开玩笑一般和我说：“企业生存守则知道不？如果我被众人推倒了，你也得推我一把，我可不希望你因为我挨骂。”
我还是坚持送他，深圳的时间总是很快，不知不觉我已经来恒泰半年多了，我们俩一人拿着一罐冰可乐，坐在刚营业的万象天地对面，看过往的行人。穿着橙色工装的清洁工人，看着像外地来的阿姨，抬着木桶用力地走路，身高到我腰的孩子拿着传单害羞地谁也不敢给，我接过一张，他笑了一会，骑电动车的快递小哥避让着行人，帽子歪了浑然不知。我们俩，就坐在那看着大家努力地活着。
申一斯忽然问：“你有职业规划或职业追求吗？”
我听见他这样说，有点尴尬，沉默地摇头。
他又讲：“所有的产品革新，都是技术先革新，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技术，都是为了市场而不停寻找着突破，即使革新了，也只是打着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幌子，寻找商业路径。数据的时代，其实就是个人化定制的时代，但可惜的是并不是为每个人定制。今天早上在地铁里，我看见一个挤早高峰的小儿麻痹，我当时在想，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我原来觉得这样的人很天真，我现在觉得我会这样想才真的很可笑。申一斯端着箱子进了地铁，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他的那句话，活生生的人什么样，得有犹豫，纠结和取舍，在中间留余地，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大家还在议论他，说他顽固，没有情商，不会处事。我从未像那天一样如此厌恶自己奋斗的地方，不反抗，听话，任劳任怨。圆滑挺好的，让人感觉有情商，和每个人都能相处融洽。
但我并不想这样活着，不想为了迎合而隐忍，更不会在别人抗议时自己微微一笑，露出早已看破抗争无用的轻蔑。我知道，自己会喜欢那些特征明显的人，如果你惧怕被一部分人讨厌，那你也配不上被一部分人喜欢。
想到这，我忽然觉得自己和申一斯有点像了，还是说，我们本来就会被那些和自己相像的人所吸引呢。
对于异地恋来说，比起你摸不到听不到真实的反馈，更让人崩溃的是你感受不到她的情绪，你无法通过简单的几个字来判断，今天她是否顺利、快乐或疲惫。微信上简单的一个“嗯”字，你不能确定是要开始忙了的信号，还是对某段失望对话的总结。
当我们有情绪没有及时疏解，而后再视频、语音的时候，又早就跨过了疏解的最佳时机，于是都闭口不提，以为过去了就算了，其实这个情绪已经变成一个小的结节，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感情之中，图谋不轨。
一开始我们半个月相聚一次，轮流到对方的城市去，非常默契，心照不宣。短暂的分别后，相聚的有限让我们更珍惜彼此，感情居然升温了，毕竟一切都是为了双方有更好的未来。奔波了一段时间后，工作的影响和来回折腾的疲惫，让我们不得不降低频率，变成了一个月相聚一次，然后是一个半月一次。
我每次去北京的感觉都很复杂，莫名的熟悉感，觉得这里距离我的家乡更近，北方特有的荒凉与气候，让我觉得亲切，可当我真的考虑是否要来这里团聚时，我又会感到害怕。依托珠三角的工厂资源，深圳关于硬件的资源比北京好太多，我不确定来到北京是不是还能找到一份和现在同样待遇的工作。可能北京面临的竞争更大，这种不确定性甚至让我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专业的么？是勤奋的么？在过去公司的平台和行业资源的养护下，错把这些当成了自己的能力，可真要到了离开这些把自己暴露到另一个环境下的时候，我又开始胆怯。我讨厌这种反省，不自主地想要逃避。
而卓思斯完--于一种飞速学习与进步的状态，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地吸吮，姿势甚至有些贪婪。她在工作上展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与在广告公司的状态完全不同。不像是热爱，也不是不热爱，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冲锋。
HR建议卓思斯看看四惠或大望路，卓思斯就在光辉里租了一个主卧，每个月房租三千，入住当天，卓思斯只是去华贸买了点日用品，收拾了一下屋子，在家里弄了顿简单的火锅。北京晚上的天黑得很早，像老家一样，卓思斯觉得熟悉又陌生，看着窗户上的霜，模模糊糊的万家灯火，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从一个鸽子笼，不远万里飞到了另一个，只不过这个鸽子笼里，少了一只鸽子。
卓思斯回想着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在一起，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亮哥的误会，我的冷静和逻辑化解了这场意外，开始对我另眼相看。后来慢慢接触，发现了我们有同样的烦恼和境遇，同样的想法和期待，因此觉得我亲切，没有距离感。我听了她的童年，她也听了我的那些犹豫和弱点，不知道是同情还是感动，久而久之，一个人的心事变成了两个人的，她觉得轻松了许多。
后来在那个婚礼后酒醉的晚上，她听了我说的话，内心松动了一下，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一起进退，一起探索这个城市，面对同样的繁华，因为相近的工作而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从而建立了熟悉和默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就多了这么一个人。
但是为了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只有熟悉和默契是不够的，你必须毫不犹豫地拼命往前跑，否则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人人都说大城市机会多，但实际情况却是普通人没有那么多机会，看似有一些选择，多数人也无从下手。通常都是每年往前走两步，很微小的两步，甚至外人看来几乎就是原地踏步。自己也找不到办法，只是逆来顺受，不知道是不是也在等那一天的来临，那个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的时刻，这样自己才能做出决定，是回家认命，还是继续默默地爬行。
所以一旦有可以大步前进的机会，卓思斯说什么都会拼命抓住。选择北京到底明不明智，会不会太冲动，卓思斯来不及细想，也不愿意去细想，因为她明白得到和失去都不能拿来比较，因为一比较，就都失去了。
和多数乙方公司一样，IDWORKS业务多，专业水平高，同时人员流动很大，人力招人的压力也很大，公司需要有天赋、愿意努力的人从头培养。
卓思斯心里敲定，要在这好好积攒本领。一开始连软件都要从头精学，教的同事小自己三岁，他大专去了培训班，毕业就直接到这上班，已经是老手了。同批进去的每个人都不是为了钱，薪资每年也没什么涨幅，有个干了两年多的同事离职，走的时候才几千。
卓思斯刚去的时候做豌豆荚的一些banner，几个月之后，老板又拿下了鹅厂的外包。整个公司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不分昼夜地干活。当时的创意总监人很瘦，又颓丧，整个人像吸了毒一样，每天敲着移动白板扯着脖子喊：每个项目都是最好的项目，我们要拿出最棒的方案。不是最多钱的，最大客户的，而是最好的。
后来卓思斯开始做一些H5、演绎方式等，基本都是外包做技术，但创意、设计和画面风格都自己来。期间公司又搬了一次家，换到了望京。卓思斯又搬到了世家安园住，和两个互联网大厂的女生一起合租。
公司的工作越来越多，每天都在加班，从鹅厂的一些游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到后来网易的游戏也有。然后是展会，类似网易游戏爱好者大会，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的活也接。一个项目做好了，就是源源不断的项目，IDWORKS就是这样变成了这些大厂最信任的外包。
卓思斯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是给王者荣耀画地铁插画，五张图，灯箱，地铁站展出。算上创意总监，四人一小组，总监画一个Demo，给客户确认，然后迅速把这个Demo实现，每个人做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无数次的修改，连续一个月，几乎每天都加班到半夜12点。
就这样到了年底，跨过元旦和春节，卓思斯就到北京一年了。在一次凌晨的下班后，卓思斯在心底埋下了一个种子，海绵的水已经吸得快要溢出来，说不定过完这个冬天，自己就可以出去试试看了。
进入秋冬后，北京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每次我飞到这边，都会止不住地夸赞。这时候我会看见卓思斯眼睛里的星星，好像我来北京的概率变大了。其实我内心知道，我不会来北京，起码现在不会。我们俩好像陷入了一场谁会先去彼此城市的猜想拉锯战。卓思斯想让我去北京，而我想让她回深圳。
但毫无疑问，我们都被一样东西拴住了，那就是赖以生存的工作。这是我们在城市站稳的基础，不同于那些出生在大城市的本地人，我们这些离乡青年，只有先生存再谈爱，甚至连生存得不够体面，都会失去爱的资格，爱的权力，甚至久而久之，失去了爱的能力。
所以我们俩会经常讨论关于工作上的事，互相给建议，听对方吐槽。恒泰的老板是大学教授拿技术出来创业，做的企业也带着一股子浓浓的国企味，为了革新和拿数据，想要把研发团队往互联网公司的方向靠，可无论怎么靠，公司还是传统企业的面貌。组织臃肿，流程繁琐，部门之间踢球能力比业务能力还强。
我和卓思斯吐槽几次后，她建议我好好考虑这个公司是否适合我，或者我是不是应该着手准备看看外面的机会，她也可以给我留意北京的一些公司。
我陷入一种矛盾，一方面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一方面又很抗拒她的建议。甚至到后来我开始替恒泰辩护，理由是中国许多大企业都是这样，人多的地方就有一套系统，或许看起来臃肿，但它是这个庞大企业能运转的保障，为什么一个流程需要那么多人审批呢，因为但凡少一个环节，就会有人从中搞鬼，所以企业也知道它繁琐臃肿，但没更好的办法。
卓思斯似乎也为我的矛盾而感到奇怪，她换上一种非常严肃的语气问我：如果所有企业都这样，那就一定是对的吗？至少人的感受是真实的，你不能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里工作，直到自己慢慢变成臃肿的一部分，然后自己也变成了臃肿的人，甚至到最后，变成了离开这种臃肿都无法生存的人。
我们俩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甚至上升到了是否在干涉对方的层面。卓思斯说，如果本身抗拒，又怎么能做好这份工作呢？既然我们打算在一线扎根生活，那三十岁之前的时间，每一年都不能允许被浪费掉，如果你强忍着难受的工作往前走，既恶心了自己，又没有实质性的收获，这样的工作不是白白浪费时间么。
我还是硬倔着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好，并且能有所收获，何况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这句话好像是惹怒了卓思斯，她觉得如果我们的未来规划是有把对方算进去的，那另一个人的发展肯定会关系到自己，关系到我们的未来生活质量，确切地说，她不是在干涉我的自由，而是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建议，毕竟我们都无依无靠，可以试错的成本太少。
我们在微信上聊完这些后，不欢而散，陷入了一周的冷战。
在这一周里，我经常看我们的聊天记录，后悔哪句话说得太快了，哪句应该斟酌一下，或者换个角度，我的说法就更能立得住。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明白我之所以捍卫这个工作，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合理。我知道它荒诞、无理、腐败，但如果我不捍卫它，就好像也连同自己一样，被否定掉了。
我是它的一分子，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去到更好的地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