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马路。
曾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北京一小区用“杀蟑烟剂”释放烟雾清理地下室租户，还说“住地下室的都不是人，都是老鼠”
图 旮旯缝里仰望北京城。
21岁那年，北京是我心里的秘密花园。
从出生到上大学，我一直住在家乡那个四线小城。城市被赣江一分为二，通过几座桥连接起来，家在江西，学校在江东，每个周末固定往返，到后来，连公交车司机都认识我。
走在小城，看着迎面走来的人，我仿佛都能看得到自己的一生。家中长辈多数都在小城里的公家单位工作，他们对这种平静安稳有种迷信，一心在我身上移植他们既有的经验，让独生爱女考进公家单位，然后嫁个同样事业稳定的好人家。在小城里，也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将生活装进保险柜。
图 “我一定要去北京”
一潭死水的生活令我绝望。对于我想远走高飞的想法，父母总是嗤之以鼻，他们仍在为我准备一切：早早地帮我做好规划，公务员、教师、村官、三支一扶……能考的都去考一遍。
我开始和他俩赌气，冷战升级为争吵，家里的碗碟被我摔了好几套。周末我总找借口留校，或在街头晃荡到深夜。毕业答辩一结束，妈妈便收掉了我的身份证，反锁上门，将我“监禁”起来。她为我制定了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的复习计划。
兴许是怕我出事，几天后吃晚饭时，妈妈突然蹦出一句，“你去北京吧。”我内心激动，却只假作平静地“哦”了一声。饭桌上唯余沉默。
其实，我早就偷听到了她和姥姥的对话，“别给她钱，她待不了两个月就会回来的。”
妈妈松口的第二天，我就带着3000块钱离开了家。站在北京西站的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的热闹场景，心中满是冲破牢笼的畅快。
网络图 北京西站天桥夜景。
大学室友到火车站来接我。我以前只知道她家在门头沟，没想到从西站坐了2个多小时公交才到。我以前来北京见过男友，都在后海、南锣鼓巷周围活动，没想到国际化大首都还有那么偏远的地方。
我打算先找个住处安顿下来。那时候一本叫《蚁族》的书很出名，讲大学毕业生们群居在一个叫唐家岭的村子里，北漂生活无比艰辛。我对这些没什么概念，拉着朋友就出门看房。
三元桥11平米隔断850元，奥体东门10平床位600元，小西天半地下室独间9平900元……我盘算了一下，自己能承受的房租只能是500元以下，这个价格在老家能租一个两居室。现实给了我一闷棍。
“那只能是地下室了。”朋友顿了顿，说。
壮着胆子走进屋，4平米大小的空间里，一张脏兮兮的床立在中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木板。潮湿的地面好像永远不会干燥，墙角的积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渗进来的，斑驳的墙壁上沾着分不清是黑色还是绿色的一圈圈印记。
“要不咱再找找吧，你妈要知道……” 见我愣在当场，朋友欲言又止。这时中介大姐催我做决定，说也有像我这样刚来的小姑娘想要租这屋。
我咬咬牙交了300元押金，承诺三天之内搬进来。
网络图 北京地下室过道。
安顿好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男朋友。这时候他却消失了，不再搭理我。
不愿承认自己陷入如此狗血的剧情，我放下稀巴烂的自尊心，试图挽回。我精心打扮，谎称有东西还他，找上门去。那时的诺基亚手机还没办法导航，我把路线抄在小本子上，一个路痴，走了3小时才找到地方。
结果只换来一句，“放门卫吧。”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不止，觉得自己是个--的羞耻感盖过了难过的情绪。
当天回到地下室已是深夜，我呆呆躺在床上，只觉得心中空无一物。
被失恋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实却不容许我难过。交完房租押金，手头的钱不多了，我必须赶紧找到一份工作。
上下打量了我五分钟后，她终于开始发问。
“不是北京的啊，吉安是哪儿？没听过。”
“你这大学是什么大学，不是985吧？”
15分钟的面试蜜汁尴尬，我的热情也像被针扎了的气球，瘪了下去。走出出版社大门，我站在天桥中央看着车来车往，前所未有的迷茫。切实理解了那时候的一句流行语：在大北京，我都不如个屁，放不放还得看心情。
工作稳定后，我才有心思观察这传说中的地下室。在这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世界里，鱼龙混杂，晨昏难辨。浴室和厕所是公用的，脏水能没过半个脚面，洗澡成了大问题。我仔细研究墙面污垢的构成无果，只能小心翼翼，总怕染上什么不知名的脏病。三合板的墙面并不牢靠，隔壁屋的床抵着我的墙，几乎每晚都在小情侣的墙震声中睡去。如果他们精力旺盛，有时我还能在墙震声中醒来。
每天早上从地下室的“洞口”钻出来，我总会朝自己身上嗅三下，见不着阳光的衣物总泛着一股潮味儿。
地下室邻居的生活是麻木的。左边那户三口人，妈妈带着一对小儿女。妈妈总是很晚回，到家就招呼孩子们快快睡觉。儿子十一二岁，平日在家带妹妹，周末中午会用西红柿给妹妹炒一个鸡蛋。右边这户精力旺盛的情侣，脸上总是不带表情，碰见也从没打过招呼。
有天夜里，我在睡梦中被震天的拍门声吵醒。走近门边一听，隔壁大哥像是喝多了，叫嚷着开门。我贴着门小声告诉他，你走错了。顿了2秒，紧接着又是猛烈的砸门声，他还不时踹上一脚。
我吓懵了，心跳得越来越快，脑补了被强暴后的一百种可能。好在隔壁大姐终于听见砸门声，将她男人拖回了屋。一夜无眠。
胆战心惊熬了大半个月，一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黑色的凉鞋上长了一层密密的绿毛。再一翻被子，到处都是霉点。我再也承受不住，又失声哭泣。我没有再犹豫，当天就收拾东西搬了家，在一位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家借宿了一周。
我搬家到了顺义的马泉营村。这是一个平房的小单间，大概10平米，屋里没有手机信号，下地铁以后要走15分钟没有路灯的小道。我经常加班后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在快要打烊的小饭馆里草草吃一碗面，再提心吊胆地回到住处，路上需要提防野狗。
我还没有什么朋友。下班后，我会倒两趟地铁去北大听讲座，周末再去愚公移山看场演出。这些都曾是我梦寐以求的。村子附近是北京最大的奥特莱斯大卖场，周末可以到里面坐着，逛逛打了折也买不起的东西。一个DQ冰淇淋就是全天最大的幸福。
记得北京7·21大暴雨那晚，全村停了电，积水愈涨愈高，眼看着就要进屋，一时进退维谷。翻遍小屋子，只找到一个超市购物送的应急手电笔。那可能是此生最漫长的一夜，我就着手电笔翻看周云蓬的《绿皮火车》，光只够照亮两三个字，一字一字看到后面，光也越来越弱了。我躺在床上，静静听着外面雷暴交加。
网络图 北京7·21暴雨。
在马泉营也没能住满一年。因为有一天早晨起床，我突然晕倒在地。过了很久，我清醒过来，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手够不到手机。我于是躺下，心里默念着：“我不会有事，不会有事，不会有事……”就这样念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爬起来后，我就决定，一定要好好生活。
我在北四环边上，花1350元租到了一个次卧。那时候我的工资已经翻了一倍多，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租金。凭借着勤奋和努力，度过了最初的积累期后，我成为公司调薪最快的人。年会上，我还拿到了歌唱比赛的金奖，奖金8000元。
就在我对未来充满期待，以为自己能够在北京扎稳脚跟时，不安定感却越来越强烈。
2013年，雾霾和抢房潮呼啸而至，北京开始展现不友好的一面。工作居住证、限购、摇号、涨房租，步步紧逼的政策和恶化的环境形成一股合力，似乎要将非京户和低收入人群驱离。朋友中不少人都选择了离开，出租屋楼下卖串串的河北阿姨，也说要回老家了。
我第一次动摇了，卷铺盖回老家的情绪燃烧到了极点。决定走之前，我邀了还在坚守的几位好友喝了顿酒，酩酊大醉。
“回家你真的会好过吗？”好友借着酒劲儿点醒了我。
我想起了在老家毕业实习的日常。早上八点上班，一小时干完全天的工作，接着听邻桌同事聊老公儿子，十一点下班，五分钟到家，吃饭午休，下午两点半上班，听领导开一小时会，四点半下班。小城里大部分人关心的是李家儿子硕士毕业，人事局当红辣子鸡，爸爸是税局二把手，妈妈是检察院副主任，这样的男孩是个宝，打着灯笼没处找。
我要回到老家，找这样的一份工作和这样一位终身伴侣吗？我最后没有走。是不舍，更是不甘心。
网络图 北京雾霾。
我明白，只有自己跑得更快，才能在这个超级城市寻得立足之地。
这几年，我把精力全部投入了工作，现在自己也带起了一个小团队。新来的小朋友不叫我姐，叫烨哥。我不再那么敏感脆弱，不再抱怨北京，北京特么知道你是谁啊。也不再调侃雾霾，只是戴上口罩保护自己。既然选择了留下，那自己作的死死也要作完。背着焦虑向前，摸黑奔跑，又何尝不是你不低头的见证。
天气好时，我会骑单车从北三环沿着中轴线往南，路过景山前街角楼，长安街，南池子，王府井，在东四胡同里喝一碗丸子汤，绕到鼓楼消食儿，美好的日落常常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北京在我眼里依然可爱，和我刚来时玉渊潭的花开得一样可爱。
图 “天气好时，我会骑自行车逛北京”
现在我找到了爱我的人，见过了双方父母，不需要再一个人苦撑。去年在公司附近租了个一居室，房租4600元，买菜做饭，和水果摊大姐砍价，过得有了烟火气。
最近北京又出了最严限购令，很多人又开始恐慌，嚷着要逃离北上广。有时候我也会和男友合计买房的事，但现在将近2万元的月薪和动辄五六百万的房价，仍显得无力。
过年回家聚会，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房子。同学问起我有没有买房，我总是打趣说老子是艺术家，要什么房子。
发自内心地说，人活一辈子，没房子你就不活了么，前几年流行的鸡汤，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偶尔来一剂阿Q牌--也活得舒坦。
我从未想过离开北京。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这地方有我爱的人，有我喜欢和倾心付出的事业，回去家乡的四线小城不可取，而其他的大城市，与北京也没什么分别。
两年前离开北京的好友又回来了，还需要承受异地恋之苦。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苦笑着摇头。其实我也明白，天下之大，对我们这种出身底层毫无背景的人来说，去哪里找第二个北京？
离开北京从来不是我的选择，除非有一天，我们这些外地人都被强制驱赶出去。
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一天新闻里报道说，北京一小区用“杀蟑烟剂”释放烟雾清理地下室租户，还说“住地下室的都不是人，都是老鼠”看到地点在望京西园时，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我原来就租住在那里。
